进出皇宫，所以这个制度最后也没能执行下去。

中书令王僧达，从小就聪明机灵，很会写文章，但为人放荡不羁，不受拘束。皇帝刚登基的时候，把他提拔为仆射，地位比颜竣、刘延孙还高。他觉得自己有才华、出身又好，当时没人能比得上，所以一两年内就想着当宰相。结果后来被调任护军将军，心里就很不痛快，觉得不得志，多次上奏请求外调。皇帝不高兴了，于是他的官职慢慢往下降，五年内换了七个职位，还两次被弹劾降职。王僧达既觉得丢人又心怀怨恨，他上奏表的时候，言辞忽高忽低，还喜欢议论时政，皇帝心里已经积攒了一肚子火。路太后哥哥的儿子有一次去拜访王僧达，直接坐到他的床上，王僧达让人把他抬出去扔了。太后知道后大怒，坚决要求皇帝杀了王僧达。正好赶上高阇造反，皇帝就趁机诬陷王僧达和高阇一起谋反，八月丙戌日，把他抓起来交给廷尉，最后赐死。

沈约评论说：“君子和小人，是对人的一种分类称呼，遵循道义的就是君子，违背道义的就是小人。所以姜太公从屠夫和渔夫的身份被起用成为周朝的太师，傅说从筑墙的苦役成为商朝的宰相，只要是人才，哪怕出身低微也能被重用。到了两汉时期，这种选才方式还没变：胡广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，最后做到了三公和宰相的位置；黄宪是牛医的儿子，却在京城很有名望，不像后来分成了两条道。魏武帝刚开始设立九品中正制，本来是为了评定人才的优劣，不是看门第高低。但那些中正官和世俗之人，跟着形势走，凭借家族背景互相攀比欺压；这样沿袭下来，就成了固定的制度。周朝和汉朝的做法，是让有智慧的人管理愚笨的人，魏晋以来，变成了以高贵的身份奴役低贱的人，士族和庶族的区别，就变得很明显了。

裴子野又评论说：“古时候，只要品德和道义值得尊重，不管是做小买卖的还是干啥的都能被任用；要是人不行，就算出身世族又有啥用！名门望族的子孙，也可能和普通老百姓没啥区别；士族和庶族虽然有区分，但本来也没有什么贵贱之分。从晋朝开始，情况慢慢变了，出身民间的奇才能在仕途上崭露头角；到了晋朝末年，就只看重门第了。从那以后，三公的儿子就看不起九卿的家族，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的孙子，就不把县令、县长的家当回事儿；互相之间骄横自大，为了一点小事就争来争去，只看门第，不管有没有才能。像谢灵运、王僧达这种有才华但轻狂浮躁的人，要是出生在寒门，估计早就栽跟头了；再加上他们仗着家族的庇护，招来灾祸也是活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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